另一方面，要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防止快落上，做好必要的政策和项目储备，一旦问题出现，能及时有效地出手。

然而危机后，虽然此前存在的货币供给增速和CPI之间的相关性趋弱，但货币供给对于通胀的压力还依然始终存在，例如2010年至今的29个月间，中国广义货币供给（M2）余额增加了43万亿，占M2余额的41%，即目前104万亿的M2中，有41%是在近两年半时间内增加的，但期间CPI的平均增速为3.6%。增长发展之辨自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提出发展是硬道理以来，如何处理经济规模增长和经济结构改善之间的关系，就成为历届政府在管理（或调控）经济运行的主要考虑点。

企业和居民的债务规模合计约89万亿，而在危机前（2007年底数据），非金融部门的债务规模为43万亿，其中政府债务规模为10万亿。而观察2008年之前CPI和PPI的走势，一个基本的经验规律就是CPI的率先回升会带动PPI上涨，该规律可以解释为总需求的扩张，会带动生产层面供给的增加，而其中货币这一调控总需求的闸阀也是重要的原因，危机前货币供给增速大致领先CPI同比增速 6至8个月左右。因此，笔者的观点，今后一段时间，中国的通胀压力依然不小，尤其是今年4季度至明年上半年期间，中国CPI涨幅可能再次升至并稳定在3.5%水平的附近。今年以来有关金融数据和实体经济数据的背离，已经成为各家机构用来解释经济弱复苏的重要原因之一。通缩通胀之辨今年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争论就是，中国今后一段时间，例如到明年，是面临通胀，还是通缩。

由此，无论是日本经济的先验事例，还是中国内部的要素构成变化，危机爆发至今已有五年，在经过反危机的特殊经济托底之后，时至今日中国经济已经不再单纯是主观上要求发展的一厢情愿阶段，而是实际运行也到了该调整的时候，本世纪初提出的战略机遇期已经到了收官阶段，所以新一届政府中国经济升级版的诉求再自然不过，而增长让位于发展也就再正常不过了。按照联合国的测算，自2010年开始，中国15-6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就已经开始呈现趋势性的下降。事实证明，在低人工成本的行业，最终导致的恰恰是过度竞争。

市场供需不平衡的危害在于：首先，破坏了作为经济微观主体的企业在市场环境中的正常生存和盈利环境，削弱了企业进行实体经济发展的积极性。而这一点需要更加透明、公开、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来保证，而不是单靠国家的政策来调整。此外，会出现低素质人员驱逐优秀人才的现象。但近十年来，这种经济增长模式正在由需求的拉动而让位于投资和外贸的拉动。

第二，分配结构的合理化。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优势只能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

低人工成本竞争优势的丧失与经济发展目标的偏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低人工成本一定是以高失业率为前提的。从我国农民和城市普通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来看，仍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原因也很简单，在这里有效率的优秀人才不是公司竞争力的关键。现在，拉动内需也成为国家主要的指导政策，但是，内需的真正拉动需要两个重要因素：第一，产业效率的提升，只有产业的高效率，才会有劳动者收入的提升，来拉动消费。

提升效率的压力小，无论是在生产技术上的改进，还是在管理上的创新，其效果都没有降低薪资来得直接。然而，由于人口众多、就业压力等原因，很多地方鼓励建设劳动密集型的企业，这种产业结构必然是一、二产业比重高，进一步造成居民没有能力去第三产业消费。我们从实证的角度来看，恰恰也是效率低下的地方，不但人工成本低，而且失业率高。（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进入专题： 经济发展 结构性问题 。

经济增长方式的结构性问题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物质短缺，由于人们消费需求的释放带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但这种过剩仍然是相对过剩。

这种财富的增值主要用于三个方面，一是股东的收益、二是员工的收益、三是国家参与分配，而我们的企业是在以员工的低薪资来追求股东价值最大化。躺在低人工成本优势上的中国企业，必然造成粗放的发展和生产效率的丧失。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政府人为提高第三产业的比例，实际上并没有起到改变经济基本结构的作用。收入差距拉大，不仅仅是一个社会稳定和公平的问题，而且这种分配结构会形成整体经济运行的隐患，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国内消费需求拉动不足，导致了我国大多数行业过早出现了供大于求而过度竞争。这就要求，大部分企业创造的价值要由劳动者来享受。中国企业不重视旨在提升效率的项目上，除了职业经理本身的素质和眼光外，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低人工成本带来的惰性。而在高效率的地方，其事实上的失业率远远低于低人工成本的区域。因为这些产业的人工成本占的比例高，而在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的行业，我们并不具备太多的优势。

第三，可能导致企业竞争能力的退化，由于投资项目大多由行政力量决策，而不是由市场机制来决定，必然导致企业围着资源转，而不是研究消费者的需求，这就可能导致企业创新和竞争力量的退化。实质上是制约了整个地区和国家的经济发展，也制约了城镇化建设的进程。

笔者认为，效率低下才是制约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最根本原因。正是第一产业的发展慢，效率低，造成了我国劳动力成本的低下。

但是，一、二、三产业的比例结构是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时候自然形成的，人为的调整不可能成为经济发展的真正动因，甚至会给地方经济带来相当大的误导。显然，通过低人工成本比起通过高效率的组织管理来提升竞争力要容易得多。

外贸的增长，正面的效应是拉动了经济的发展，但从长远来看，依托于低人工成本的外贸顺差，会导致中国大量工人收入水平提升乏力，进一步加速国内需求的不足，从而进一步加大外贸依存度。由于第一、第二产业的效率低下，必然要雇佣大量的低薪资人员来进行生产同时，财政支出刚性增加，财政收支矛盾日益凸显。坚持不懈、不打折扣地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尽可能缩减三公经费等支出，同时保证加大对三农和以民生为主的社会建设财政投入。

同时，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支出绩效。特别是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进行的不规范举债行为，使财政风险日趋加剧。

一方面要将过紧日子理念作为长期战略融入财政运行。另一方面要通过一系列实质性配套改革，防控化解财政运行中的矛盾风险。

各级政府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该政府承担的责任财政不能回避，该市场和社会承担的则由市场和社会负责。通过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增加财政科技投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

地方税主要税种可考虑重点由以下两项组成：一是房产税。以营改增为契机，明确划分政府间的事权和财权。原油、天然气从价征收改革已扩至全国，下一步应合理扩大资源税从价的品种征收范围，使之成为我国资源富集地区地方税体系中的支柱财源之一。其原因除受经济增速放缓影响外，与政府实施结构性减税等叠加因素有关。

对过多过滥的财税优惠政策进行清理、优化，该取消的取消，该整合的整合。把发展城镇化作为重点，调整和完善财政体制机制，促进进城的农民工在就业、住房、养老、医疗、教育等方面与城镇居民逐步实现同等待遇，建立起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的长效机制。

同时，建立健全绩效考评体系、完善事前事中事后绩效评价制度的基础上，探索引入第三方评价主体，强化绩效审计，加强绩效问责，努力提高财政支出绩效。另一方面要通过系列配套改革，防控化解财政运行中存在的矛盾风险今年上半年财政收入增速放缓势头明显。

逐步整合目前房地产开发、流转、保有环节各类收费和税收，及时总结上海等地试点经验，统筹推进房地产税费改革，逐步使房地产税成为地方政府主体税种之一，保证提供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资金需要。(作者：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进入专题： 财政下滑 。

加州大学

可望而不可及的波尔多葡萄酒DNA研究

2013全球企业2000强：制药企业龙虎榜

三部门开展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提升行动 加强监测设施建设

118项 计量司公示首批产业计量优秀成果

上海科技大学反射镜中标结果公告

GeneXpert

《物联网新型基础设施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23版）》征求意见

预算216.5万　华中农业大学采购PCR仪等设备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发布《生态井矿盐评价技术规范》等10项团体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