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见《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 1983年。

"由此衍生出后人所说的"五伦"。本来，亲疏有别，"爱有差等"。

当然，西汉以降的统治者是儒法并用，如汉宣帝教训"柔仁好儒"的太子时所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儒家与法家虽然主张有别，扮演的角色也不同，但既然共同维护了皇权专制的制度，与它对古代宗法社会及政治体制维护有余，而事实性的研究和分析批判则少之又少，乃至将事实描述与价值评价混合在一起，当然脱不了干系。三 从历史上看，古人的或传统的思想智慧可以三种形式在新的时代发挥作用，第一，某些具有恒久意义的思想命题或道德规范，在任何时代对人都有启示或劝导意义，如我们经常提到的"真善美"、"自强不息"、"慈、俭"等等，第二，某些具有恒久意义的基本的思想方法，尤其是它的思想根据，如"人要认识你自己"，"知人者智，自知者明"，"顺乎天应乎人"等等。"这也是《说文解字》的解释。它是在中国历史上经常起着进步的传统。于是，整个社会不仅充满混乱和对抗，也充斥着严重的不公和不义，引起诸子蜂起，百家争鸣。

所以，孔子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那么，"亲"的始点，"忠恕"的中心，"复礼"即"天下归仁"的目的，这之间贯彻的是一种什么的逻辑？ 典籍记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这样一位思想家，正是奉行了韦伯所谓信念伦理之人。

儒家的礼，是一种权力和义务对等的关系，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36]，因此君臣之礼为互相答拜。盖其所说之天子，已君主而兼教皇矣[3]。《淮南子·泰族》：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所以说，墨者的理论，是所谓告别革命，这正是暴君们所喜闻乐见的。

[2] 神义论一词是由德国近代哲人莱布尼茨（Leibniz，Gottfried）提出的，其词根为希腊词神（theos）与正义（dike）组合而成。[43] 余英时：《在2006年克鲁格奖颁奖仪式上的演讲》，何俊 译，自 余英时《人文与理性的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22页。

[49] [饿]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荣如德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287—290页。在墨子看来，要实现一个兼爱、非攻的理想乌托邦，需要两种制裁的力量：一种是上帝鬼神的道德监督，在《天志》、《明鬼》等篇中，墨子构建出来一整套神义论（theodicy）[2]的超自然秩序，如果人行不义，则上帝鬼神有主权对该人实施惩罚。其实，通过对《尚书·洪范》的研究，学者发现，君、卿士、庶人各自意见的重要性，基本上处于同一水平。在哈耶克看来，早期的古埃及实行了较为自由的经济制度，但这一趋势后来被破坏，导致其十八王朝实行了国家社会主义[18]。

[5] 自由主义消极自由的定义，见 [英]以赛亚·伯林：《自由论》，胡传胜 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32—34页。[19] [英]安德鲁·甘布尔：《自由的铁笼：哈耶克传》，王晓东、朱之江 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23页。墨家的‘钜子，也会变成欧洲中古的‘教王（Pope）[4]。冯友兰所谓墨子思想为功利主义，将一切事功皆作出价值的衡量计算[50]，这个分析是有道理的。

这是儒者反抗暴政的理论基础，而墨者却可以用非攻的理由，反对一切战争，当然也包括了推翻专制政府的战争。任何不能理解这一点的人，都是政治上的稚童。

惠王问秦之墨者唐姑果，唐姑果恐王之亲见谢子贤于己也，对曰：‘谢子，东方之辩士也，其为人也甚除，将奋于说，以取少主也。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命商鞅为右庶长，在残酷镇压了国内的反对者之后，秦国变成了一部耕战机器：整个国家被建设成一个巨大的监狱，这个国家中所有的人不得离开秦国，每个人被编伍制度严密地束缚在土地上，如果只是偷了不到价值一钱的桑叶，就要被强制劳役一个月[16]。

到了秦朝建立，儒家对秦的反对，更是包括了从理论话语到直接的武装反抗。根据《汉书·艺文志》，汉代所传先秦儒家古书有《鲁仲连子》14篇[24]。楚军要收回阳城君的封地，负责守城的巨子孟胜讲了一番大道理，说如果不死守，天下人就会摒弃墨者，因此最后带着一百八十三名墨者徒众进行了殉道般的战斗，最后全部阵亡。由于乱箭也射中了楚王的尸体，因此这些报复者受到了楚国的通缉，阳城君也在通缉令的恐吓中逃亡。这样，在秦惠文王时代，墨者们纷纷将注意力转移到遥远的秦国。[16] 云梦秦简规定：有为故秦人出，削籍，上造以上为鬼薪，公士以下刑为城旦。

不过，就在这静悄悄的危机之中，墨者迎来了自己的福音。因此，秦墨者书中的城旦制度，就是秦的奴隶制。

从陈独秀、瞿秋白等人开始，借用了日本左翼关于封建的混用，最后经苏联五大社会形态说的塑造，用以指称某种前现代社会的专制政体。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

而在包山楚简中，也显示了楚国血缘宗族的发达[14]。而洛克所谓桀纣政府为侵略者，儒家称之为独夫。

孔子的后裔孔甲，最后也战死在反抗秦朝这一警察国家的烈火中。一直到秦末，对法家专制主义最为不满的便是楚人，而一开始便以推翻秦朝法家政治为明确目标的，也是楚人[12]。哈耶克的这一划分标准，很大程度上无视现代思想史中的重大问题——所谓古今之争。可见，秦律也是鼓励为了天下利益而大义灭亲的。

这真是一个有趣的现象：一群想要在人间实现所有人都获得平等与幸福乌托邦的理想主义者，却一转脸便可以变成一个只崇拜强者、权力与超级意志的极右国家主义者，或者至少是信任并与后者合作。整个社会，成为一个完全的警察国家。

当然，墨家内部已经按照类似霍布斯的绝对主权方式建成了严密的政教合一领袖政治格局，可是在战国时代的中国，天下诸侯众多，墨者要借君行道，就必须先借助诸侯或其它封君贵族的力量。不允许读《诗》、《书》，书籍遭到焚毁。

到了秦朝在全国推行焚书坑儒之后，儒者更是直接参与了武装反抗。《墨子·尚同中》：下比而非其上者，上得诛罚之。

这些武装化且高度严密组织起来的墨者，都紧密凝聚在一个叫做钜子（又称巨子）的政教首领控制之下，领袖一发话，就能全部赴汤蹈火。生在这个警察国家，你活着唯一的任务，就是不断制造和不断抢夺脑袋。蒙文通早就发现，在《墨子·备城门》以下诸篇中，多有秦制，他推测这些篇章是秦墨的作品。这位秦之墨者唐姑果，显然并不是秦国人，而是来自山东六国，因此秦王才会向他询问谢子的情况，而他也对谢子了解，可知他也是东方六国人，被秦制度吸引而来。

[34] 庞朴：《初读郭店楚简》，载《历史研究》1998年4期，第8页。可见，秦朝这一警察国家要彻底毁灭学术自由，从肉体上消灭知识分子，儒家除了在孔壁中藏书以保存文脉之外，还大批投奔陈涉的反秦武装。

《战国策·赵策三》记载，战国时期，秦王想称帝，包围邯郸，鲁仲连前往赵国，坚决反对，称如果秦王称帝，则连有赴东海而死矣。相反，很多历史证据表明，墨家与秦合作，关系越来越紧密。

越权使用强力，常使使用强力的人处于战争状态而成为侵略者，因而必须把他当作侵略者来对待[32]。值得注意，在战国一直到秦朝，没有墨者反抗秦的记录，所能看到的，却是墨者积极与秦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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